傾城之戀

　　對大多數國人而言，垃圾處理只是從自家廚房垃圾桶到樓下小區垃圾箱的距離。然而，我們不曾想到設計裝潢，高速發展中的城市，正遭遇垃圾圍城之痛。
　　目前，全國城市垃圾堆存固態硬碟推薦累計侵占土地75萬畝，全國三分之一以上城市遭遇垃圾圍城，造成這樣結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垃圾分類處理成為空談，與此同時，無序的垃圾焚燒正日益成為城市環境毒瘤。
　　這是一個世界性難題，在今日中國顯得尤為突出，必須用發展的方式加以解決。化解這高懸頭頂的“達摩克利斯劍”風險，需要基礎設施投入，需要制度設計創新ssd固態硬碟壽命，更需要全體國人的自覺自醒
　　□新華社記融資者李舒季明陳冀
　　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，國內眾多城市已經開始提倡垃圾分類收集處理，並陸續出台相關條例加以規範。然而20年後的今天，記者站在北京最繁華的CBD國貿核心區，隨意打開一個分網站優化類垃圾箱，看到的依然是廢紙、飲料瓶、牛奶包裝、塑料餐盒和食物殘渣的共生體。
　　20年來，政府投入巨資試圖引導居民對垃圾進行簡單分類，使它們能夠被資源化利用。但垃圾分類的嘗試在國內多個城市至今仍然處於原地踏步的窘境。是居民素質問題，還是垃圾處理收費過低?是政府監管不力，還是產業鏈生態失衡?在兩個多月的調研中，記者試圖求解垃圾分類困局。
　　孫大媽住在北京市東城區一個垃圾分類試點小區。小區每個單元門口，都擺著三個一米多高的垃圾桶。按照牆上的分類指示，綠、藍、灰三個垃圾桶分別裝廚餘垃圾、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。
　　然而，實際情況卻糟糕得多。“小區剛開始推行垃圾分類的時候，是綠、藍、黑垃圾桶各一個，但據我觀察，離單元樓口最近的那個桶總是最先裝滿，然後人們才會多走一步扔其他桶。”孫大媽告訴記者，“像我這樣進行認真分類的居民，常常看到廚餘垃圾桶爆滿，不得不扔到其他垃圾桶里。”
　　後來，孫大媽發現單元門口的垃圾桶變成了兩個黑桶，一個藍桶；而地下停車庫的垃圾桶則變為兩個綠桶。“也不知道是環衛運輸垃圾時調換的，還是桶壞了換的，反正不管哪個桶，裡面的垃圾都沒有分類，環衛來了也是一車拉走”。
　　“每天都有拾荒者來翻撿垃圾中的紙板、飲料瓶等，他們在翻撿時，圖省事，把這個桶的垃圾翻出來，留下有價值的，剩餘的就手扔進另一個桶，這樣一來，即使原先分好類的垃圾，也全亂了。”孫大媽說。
　　像這樣流於形式的垃圾分類試點小區在北京、上海、廣州等許多城市普遍存在。廣東省廣州市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局局長危偉漢介紹，2013年廣州市城鎮社區基本開展了垃圾分類推廣，但開展較好的小區僅為30%，“很多街鎮流於形式，沒有進展”。
　　在上海，楊浦區的建德國際公寓是上海市選定的試點小區之一，但居委會的工作人員透露，雖然志願者會對分類進行指導，但居民自覺將家中乾濕垃圾分類的比例只能達到30%至40%。
　　面對沒有被分類的垃圾，焚燒廠或填埋場也沒有更好的辦法。“垃圾被送到這裡後都是混在一起焚燒。”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燒有限公司負責人告訴記者，在北京，每天產生垃圾1.77萬噸，其中一半焚燒、生化處理，另一半直接填埋。中國資源利用協會秘書長王吉位認為，這些被焚燒或填埋的廢棄物，如果前期分類得當，相當一部分是可以被利用的。
　　如何才能有效將可利用垃圾做到前期分類，很多該領域方面的專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拾荒大軍。廣州市分類得環境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楊靜山，2008年從IT公司老闆改行進入垃圾分類領域，與越秀區東山街開展垃圾分類合作。他把自己的計劃稱為“螞蟻雄兵”，希望利用市場化手段收編拾荒大軍和收賣點，將垃圾利用產業化、規模化。然而，截至目前，楊靜山只發展了兩個街鄉，“差不多要放棄了”。楊靜山試圖與其他街道建立合作關係以擴大生產規模，卻屢屢碰壁。“街道沒有積極性，城管委說我沒有資質，政府的補貼更是沒有影子。”
　　楊靜山的命運在垃圾分類回收行業中具有代表性。早在上世紀50年代，中國的城市垃圾分類十分先進，大街小巷都有“廢品回收站”，然而這套廢品回收體系在上世紀80年代末慢慢萎縮。
　　這種萎縮換來的是民間拾荒大軍的崛起。上世紀80年代末，來自四川、河南、安徽一帶的農民，把“從垃圾堆里掘金”的事業做得風生水起。據不完全統計，廣州有拾荒大軍10萬人，在北京，這個數字超過16萬人。可是，他們一直被城市管理者視為“小商小販”，受到打壓，因此這股垃圾分類回收的力量一直得不到發展壯大，導致目前許多垃圾流向黑作坊，造成環境污染、地溝油泛濫。
　　記者在北京市探訪了多家廢品回收站後發現，這些回收站普遍存在無資質名稱、隨意排污、圈地收費和消防隱患等問題。在位於通州區馬駒橋鎮的北京聚寶庫廢舊物資回收公司，記者看到數千平方米的土地被分割出租給數十個廢品回收小作坊，塑料、廢鐵等露天擺放堆積成山，遠在百米外就能聞到空氣中的惡臭。小作坊的經營者直接清洗粉碎塑料垃圾，產生的大量廢水未經處理直接排放到附近河流，黑色的河水泛著泡沫。
　　據國際食品包裝協會秘書長董金獅介紹，這些小作坊將塑料瓶粉碎清洗後，再賣給一些小廠或黑作坊，用來製作毒餐盒等。而像北京盈創這樣正規的、國內唯一能夠生產食品級再生聚酯切片的企業，卻常年苦於收不到足夠多的飲料瓶。
　　導致垃圾圍城除了分類不足難以處置外，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垃圾過盛。一個不足10克的U盤，紙板和塑料膜的包裝接近100克；一盒250毫升、2.5元的牛奶，其包裝成本約為0.5元，包裝材料由紙、塑料、鋁箔複合6層；一盒凈重200克的茶葉，其木質包裝盒重達近3000克，包裝物有鐵盒、塑料紙、紙張、塑料泡沫、絲綢等……
　　這些每天都在我們身邊發生的小細節，帶來了諸多後期無法分類和處理的垃圾。
　　董金獅告訴記者，商品包裝通常會在設計上追求色彩鮮艷奪目，在材質上追求多種材料複合，而華麗包裝產生的彩色油墨和複合物非常不利於回收處理。相反，越是簡單、透明的包裝就越好分解，對於消費者來說賣廢品時也越值錢。
　　專家指出，城市生活垃圾裡面有三分之一都是包裝性垃圾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過度包裝情況最嚴重的國家，包裝廢棄物體積占固體廢棄物一半，每年廢棄價值達4000億元。而我們身邊的諸多包裝物，材質涵蓋了紙類、塑料、金屬、玻璃、陶瓷、木材、水晶及複合材料等，多為非環保材質，無法再利用。不少產品包裝中還有大量緩衝材料和填充料。因盒子體積大、形狀各異等原因，使得回收利用的運輸倉儲成本都較高。
　　在北京，每噸生活垃圾的處理費用已高達400至500元，每年處理垃圾的費用高達20多億元，政府每年要拿出巨額資金補貼垃圾處理。“如果減少不必要的包裝，每年可節省數億元。”北京市市政管委固體廢棄物管理處處長李向東說，儘管對居民生活垃圾進行計量收費尚無時間表，但垃圾減量的觀念應該在全社會樹立。李向東說，垃圾管理一直遵循的優先次序原則是“減量、再利用、再循環”。首要的是在源頭減量，這個源頭不僅僅是居民家中進行垃圾分類，更應該追溯到產品生產商。商家生產產品時，就應該將垃圾處理、資源再利用考慮進去，如果包裝不是環保材質，按照“誰污染、誰付費”的原則，就應該繳納環境稅用於垃圾處理。
　　評論
　　垃圾分類要試到何時
　　□新華社記者劉陽
　　“垃圾圍城”困境怎麼破?減量化、無害化、資源化是業界公認的最終出路，而減量化是先決基礎。早在2000年，當時的建設部就確定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杭州、桂林、廣州、深圳、廈門為“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”。14年過去了，試點依舊還在試點。“垃圾減量分類工作已經開始起步”，中國城市環境衛生協會有關負責人的表述耐人尋味。
　　對於每個人來說，垃圾分類會多花時間和精力，但在人類共同的生存環境面臨巨大挑戰時，一切理由皆不成為理由。垃圾分類是全社會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，個人、家庭、社區和政府無一可袖手旁觀，需要全社會再造一套科學、可操作的行為規範。
　　20多年前的臺北市，也存在嚴重的垃圾問題:企業亂排污、百姓亂扔垃圾。從環保教育入手，倡導前端垃圾分類投放，十餘年如一日，臺北居民遵守著嚴格的垃圾分類制度，自覺將家庭垃圾分成資源、廚餘和一般垃圾，在指定時間丟棄。1999年，臺北市家庭垃圾量為每天2970噸，到2012年降至每天986噸，減幅達66%；資源回收率則從2.4%提升至47.7%。臺北垃圾處理方法入選上海世博會“城市最佳實踐區”。
　　一個個案例，說明“垃圾圍城”病並非無藥可解。關鍵是要站在資源循環利用、建設美麗中國高度，下定決心，作為一個系統工程加以推進:一方面，政府責無旁貸，應將更多公共財政資金投向垃圾處置全過程，以更嚴謹的態度和更負責任的決策來制訂垃圾處理政策法規、佈局垃圾處置設施；另一方面，需要全民參與，從垃圾分類、減量開始，再加上焚燒等技術的採用、資源回收率的提高，垃圾圍城難題終將被破解。
　　漫畫／高岳
　　（原標題：垃圾分類20年仍踏步不前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