對大多數國人而言,垃圾處理只是從自家廚房垃圾桶到樓下小區垃圾箱的距離。然而,我們不曾想到設計裝潢,高速發展中的城市,正遭遇垃圾圍城之痛。
  目前,全國城市垃圾堆存固態硬碟推薦累計侵占土地75萬畝,全國三分之一以上城市遭遇垃圾圍城,造成這樣結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垃圾分類處理成為空談,與此同時,無序的垃圾焚燒正日益成為城市環境毒瘤。
  這是一個世界性難題,在今日中國顯得尤為突出,必須用發展的方式加以解決。化解這高懸頭頂的“達摩克利斯劍”風險,需要基礎設施投入,需要制度設計創新ssd固態硬碟壽命,更需要全體國人的自覺自醒
  □新華社記融資者李舒季明陳冀
 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,國內眾多城市已經開始提倡垃圾分類收集處理,並陸續出台相關條例加以規範。然而20年後的今天,記者站在北京最繁華的CBD國貿核心區,隨意打開一個分網站優化類垃圾箱,看到的依然是廢紙、飲料瓶、牛奶包裝、塑料餐盒和食物殘渣的共生體。
  20年來,政府投入巨資試圖引導居民對垃圾進行簡單分類,使它們能夠被資源化利用。但垃圾分類的嘗試在國內多個城市至今仍然處於原地踏步的窘境。是居民素質問題,還是垃圾處理收費過低?是政府監管不力,還是產業鏈生態失衡?在兩個多月的調研中,記者試圖求解垃圾分類困局。
  孫大媽住在北京市東城區一個垃圾分類試點小區。小區每個單元門口,都擺著三個一米多高的垃圾桶。按照牆上的分類指示,綠、藍、灰三個垃圾桶分別裝廚餘垃圾、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。
  然而,實際情況卻糟糕得多。“小區剛開始推行垃圾分類的時候,是綠、藍、黑垃圾桶各一個,但據我觀察,離單元樓口最近的那個桶總是最先裝滿,然後人們才會多走一步扔其他桶。”孫大媽告訴記者,“像我這樣進行認真分類的居民,常常看到廚餘垃圾桶爆滿,不得不扔到其他垃圾桶里。”
  後來,孫大媽發現單元門口的垃圾桶變成了兩個黑桶,一個藍桶;而地下停車庫的垃圾桶則變為兩個綠桶。“也不知道是環衛運輸垃圾時調換的,還是桶壞了換的,反正不管哪個桶,裡面的垃圾都沒有分類,環衛來了也是一車拉走”。
  “每天都有拾荒者來翻撿垃圾中的紙板、飲料瓶等,他們在翻撿時,圖省事,把這個桶的垃圾翻出來,留下有價值的,剩餘的就手扔進另一個桶,這樣一來,即使原先分好類的垃圾,也全亂了。”孫大媽說。
  像這樣流於形式的垃圾分類試點小區在北京、上海、廣州等許多城市普遍存在。廣東省廣州市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局局長危偉漢介紹,2013年廣州市城鎮社區基本開展了垃圾分類推廣,但開展較好的小區僅為30%,“很多街鎮流於形式,沒有進展”。
  在上海,楊浦區的建德國際公寓是上海市選定的試點小區之一,但居委會的工作人員透露,雖然志願者會對分類進行指導,但居民自覺將家中乾濕垃圾分類的比例只能達到30%至40%。
  面對沒有被分類的垃圾,焚燒廠或填埋場也沒有更好的辦法。“垃圾被送到這裡後都是混在一起焚燒。”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燒有限公司負責人告訴記者,在北京,每天產生垃圾1.77萬噸,其中一半焚燒、生化處理,另一半直接填埋。中國資源利用協會秘書長王吉位認為,這些被焚燒或填埋的廢棄物,如果前期分類得當,相當一部分是可以被利用的。
  如何才能有效將可利用垃圾做到前期分類,很多該領域方面的專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拾荒大軍。廣州市分類得環境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楊靜山,2008年從IT公司老闆改行進入垃圾分類領域,與越秀區東山街開展垃圾分類合作。他把自己的計劃稱為“螞蟻雄兵”,希望利用市場化手段收編拾荒大軍和收賣點,將垃圾利用產業化、規模化。然而,截至目前,楊靜山只發展了兩個街鄉,“差不多要放棄了”。楊靜山試圖與其他街道建立合作關係以擴大生產規模,卻屢屢碰壁。“街道沒有積極性,城管委說我沒有資質,政府的補貼更是沒有影子。”
  楊靜山的命運在垃圾分類回收行業中具有代表性。早在上世紀50年代,中國的城市垃圾分類十分先進,大街小巷都有“廢品回收站”,然而這套廢品回收體系在上世紀80年代末慢慢萎縮。
  這種萎縮換來的是民間拾荒大軍的崛起。上世紀80年代末,來自四川、河南、安徽一帶的農民,把“從垃圾堆里掘金”的事業做得風生水起。據不完全統計,廣州有拾荒大軍10萬人,在北京,這個數字超過16萬人。可是,他們一直被城市管理者視為“小商小販”,受到打壓,因此這股垃圾分類回收的力量一直得不到發展壯大,導致目前許多垃圾流向黑作坊,造成環境污染、地溝油泛濫。
  記者在北京市探訪了多家廢品回收站後發現,這些回收站普遍存在無資質名稱、隨意排污、圈地收費和消防隱患等問題。在位於通州區馬駒橋鎮的北京聚寶庫廢舊物資回收公司,記者看到數千平方米的土地被分割出租給數十個廢品回收小作坊,塑料、廢鐵等露天擺放堆積成山,遠在百米外就能聞到空氣中的惡臭。小作坊的經營者直接清洗粉碎塑料垃圾,產生的大量廢水未經處理直接排放到附近河流,黑色的河水泛著泡沫。
  據國際食品包裝協會秘書長董金獅介紹,這些小作坊將塑料瓶粉碎清洗後,再賣給一些小廠或黑作坊,用來製作毒餐盒等。而像北京盈創這樣正規的、國內唯一能夠生產食品級再生聚酯切片的企業,卻常年苦於收不到足夠多的飲料瓶。
  導致垃圾圍城除了分類不足難以處置外,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垃圾過盛。一個不足10克的U盤,紙板和塑料膜的包裝接近100克;一盒250毫升、2.5元的牛奶,其包裝成本約為0.5元,包裝材料由紙、塑料、鋁箔複合6層;一盒凈重200克的茶葉,其木質包裝盒重達近3000克,包裝物有鐵盒、塑料紙、紙張、塑料泡沫、絲綢等……
  這些每天都在我們身邊發生的小細節,帶來了諸多後期無法分類和處理的垃圾。
  董金獅告訴記者,商品包裝通常會在設計上追求色彩鮮艷奪目,在材質上追求多種材料複合,而華麗包裝產生的彩色油墨和複合物非常不利於回收處理。相反,越是簡單、透明的包裝就越好分解,對於消費者來說賣廢品時也越值錢。
  專家指出,城市生活垃圾裡面有三分之一都是包裝性垃圾,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過度包裝情況最嚴重的國家,包裝廢棄物體積占固體廢棄物一半,每年廢棄價值達4000億元。而我們身邊的諸多包裝物,材質涵蓋了紙類、塑料、金屬、玻璃、陶瓷、木材、水晶及複合材料等,多為非環保材質,無法再利用。不少產品包裝中還有大量緩衝材料和填充料。因盒子體積大、形狀各異等原因,使得回收利用的運輸倉儲成本都較高。
  在北京,每噸生活垃圾的處理費用已高達400至500元,每年處理垃圾的費用高達20多億元,政府每年要拿出巨額資金補貼垃圾處理。“如果減少不必要的包裝,每年可節省數億元。”北京市市政管委固體廢棄物管理處處長李向東說,儘管對居民生活垃圾進行計量收費尚無時間表,但垃圾減量的觀念應該在全社會樹立。李向東說,垃圾管理一直遵循的優先次序原則是“減量、再利用、再循環”。首要的是在源頭減量,這個源頭不僅僅是居民家中進行垃圾分類,更應該追溯到產品生產商。商家生產產品時,就應該將垃圾處理、資源再利用考慮進去,如果包裝不是環保材質,按照“誰污染、誰付費”的原則,就應該繳納環境稅用於垃圾處理。
  評論
  垃圾分類要試到何時
  □新華社記者劉陽
  “垃圾圍城”困境怎麼破?減量化、無害化、資源化是業界公認的最終出路,而減量化是先決基礎。早在2000年,當時的建設部就確定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杭州、桂林、廣州、深圳、廈門為“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”。14年過去了,試點依舊還在試點。“垃圾減量分類工作已經開始起步”,中國城市環境衛生協會有關負責人的表述耐人尋味。
  對於每個人來說,垃圾分類會多花時間和精力,但在人類共同的生存環境面臨巨大挑戰時,一切理由皆不成為理由。垃圾分類是全社會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,個人、家庭、社區和政府無一可袖手旁觀,需要全社會再造一套科學、可操作的行為規範。
  20多年前的臺北市,也存在嚴重的垃圾問題:企業亂排污、百姓亂扔垃圾。從環保教育入手,倡導前端垃圾分類投放,十餘年如一日,臺北居民遵守著嚴格的垃圾分類制度,自覺將家庭垃圾分成資源、廚餘和一般垃圾,在指定時間丟棄。1999年,臺北市家庭垃圾量為每天2970噸,到2012年降至每天986噸,減幅達66%;資源回收率則從2.4%提升至47.7%。臺北垃圾處理方法入選上海世博會“城市最佳實踐區”。
  一個個案例,說明“垃圾圍城”病並非無藥可解。關鍵是要站在資源循環利用、建設美麗中國高度,下定決心,作為一個系統工程加以推進:一方面,政府責無旁貸,應將更多公共財政資金投向垃圾處置全過程,以更嚴謹的態度和更負責任的決策來制訂垃圾處理政策法規、佈局垃圾處置設施;另一方面,需要全民參與,從垃圾分類、減量開始,再加上焚燒等技術的採用、資源回收率的提高,垃圾圍城難題終將被破解。
  漫畫/高岳
  (原標題:垃圾分類20年仍踏步不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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